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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健靳东对谈:他们觉得自己受欢迎是因为理想主义

发布时间:2017.04.25 23:18:03 信息来源: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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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此视频播放器,请用更高版本的浏览器试试! 李健和靳东在对谈后台合唱《贝加尔湖畔》 视频来源:李健工作室微博(00:59) 【编者按】“看见李健四大高校健谈会”的最后一站于12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,音乐人李健与演员靳东在对谈“看见青春”,在现场分享各自成长阶段的故事和感受。本文中对谈内容有删节。
靳东(右)在微博发布与李健(左)的合照。 年轻时候经历迷茫就好像站在十岔路口
李健:说心里话,我来之前也没具体想跟靳东聊什么?但是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,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,在各自的领域上似乎没有交集,但我想恰恰有些共同的东西,让我们今天得以顺理成章坐在一起,毫无芥蒂、很自然地在同学们聊一聊自己的生活,交流一下彼此对很多事物的变化。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,几个人如果读或相同一本书,或者是有一个相同的爱好,这表明他们已经彼此相连了。我想我跟靳东彼此相连的不仅仅有一本书,更有很多信念、很多对事情的看法,愿意在这里跟同学们分享,你们愿意吗?
不要光拍照片,好好听听。你们热切的眼神才是激励我们最佳的动力,希望你们能够多听,我们当然也愿意听你们的声音,当然首先是我们俩先聊聊一聊,在后台刚才简单说了几句,对彼此过往生活还不是特别了解,仅仅了解靳东比我小两岁,我们祖籍都是山东。靳东早年也学过吉他,热爱音乐,你有微信是吧?
靳东:我昨天跟李健说,这样,咱俩加一个微信,这样交流更方便。
李健:我没有微信,但是我常常上网看一下五花八门、乱七八糟的东西,开玩笑,我上网经常会看一些汲取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,靳东兄很少上网?
靳东:我几乎不怎么上网,对我来讲电脑就是收发邮件。
李健:发我还先进一点。我看过你的微博,比我少,一般逢年过节,重大事件才发,他还写繁体字,很多字我都不认识。开玩笑。有所坚持,有自己的爱好,这是特别可贵的事情。生活中,其实我们在各自领域里面,可以毫不保留地讲,应该说阅人无数,看过的人特别多。但是我们初次见面能够基本通过彼此的相貌,先把对方隐藏在后面的世界得以窥探得一清二楚。刚才靳东兄说相由心生,其实咱俩观点一样,刚才我没告诉你。其实一个人可以貌相,很多人的状态、心思、性格,基本写在脸上,这个是很难隐藏的。所以像我们这种堂堂正正的人,基本上都是比较端正的人,否则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也不可能批准我们在这里。
靳东:首先我很羡慕李健兄,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,虽然是演员,但基本上在当下这个社会里让我羡慕的人不多。因为当年我也一度想努力成为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学生,但事实上,我的首选是人大。不像李健兄,他的首选是清华。
李健: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,我知道靳东,我今天不叫靳东老师,因为叫四个字比较麻烦。咱们今天在这里直呼其名,因为我知道靳东上中戏的时候,已经年龄比其他同学要大一些。之前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吗?
靳东:对,其实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,我一直很迷茫,我到了大学时期,大学毕业的时候,我收拾东西在我们那个纸箱子里头,找到了我在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写的一篇日记,写的是我每天就像在十字路口,我不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,不是不敢去走,而是真的不知道该往哪走?那个时期是特别迷茫的,实际上比如像清华、北大、人大都不接收我,后来想想实在没有什么想做的,那个时候大概有6年的时间,我也尝试去唱歌,那个时候一天晚上唱四首歌只给8块钱。
李健:那好像是少点?
靳东:特别少,所以后来也去开过一个小酒吧,也去做过一个餐厅,甚至在那个特别特别穷的时候,想去做过一些造纸厂跟印刷厂的生意。
李健:早年其实都有这样的想法,我发现你的经历跟黄渤有点像。
靳东:黄渤颜值差了点,但愿他看见以后别来找我。
李健:他原来也唱,在这方面和你特别像,也是做很多其他事情。恰恰来自很多生活这种压力,跟自己这种冲突,才会日后对表演有一更深的体会,其实演戏就是在表达各种真实的情感,很多情感你都经历过,也是一笔财富。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些迷茫,像你说十字路口。我面对的岂止是十字路口?
靳东:十岔路口。
李健:其实很正常,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你后来上了中戏之后,感觉到有一些踏实感了吗?
靳东:事实上我完全不了解,也不清楚今天大学生的一个现状,不管是学习状态还是生活状态,还是什么状态。我在戏剧学院那四年我觉得是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四年。那四年当中,除了学习理论知识,就是在不停地实践。我觉得戏剧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,就是它会让你找到一个释放口,找到一个点,找到一个倾诉口,会把我们那个年代,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,所想表达的东西全部把它放在一个作品里。我想这个我们可能有异曲同工或者触类旁通、相似的地方。所以从那个时候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就是把自己所有想表达、想说的,全部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。
靳东出演电影《秋雨》
校园生活终归是与社会有一些隔绝的小范围
李健:你入学的时候跟其他同学相处得怎么样?
靳东:不太融洽,因为我上大一的时候已经23岁了,我曾经报考的简历,被无情地从戏剧学院的小窗口里扔出来,就告诉我俩字:超龄,下一个。
我知道在俄罗斯,前苏联的时候,他们在考导演系有一个要求要在27岁以后,你要对生活,对这些哪怕是人情,每个国家、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这些你要有一个认知、了解,否则无从去搞艺术创作。其实对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艺术院校的招生标准,我也是持一个疑问的,就是都16、17岁,去从事艺术创作,事实上我不太苟同,不太相信他们有什么创作,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。
李健:对,我高三的时候,对五花八门的戏根本不了解,无线电是做什么的,精密仪器是做什么的,一无所知。在大学校园里面对社会的那种感受,今天我也不太了解,今天可能会好一些,因为互联网的关系,同学们能够时时地跟社会发生关联,非常清楚、及时知道发生什么。但是我们那个时代,包括靳东我想你们也是这样,相对可能跟社会还是有一些隔绝的,你所了解的生活基本上是校园生活。但这是好的事情,因为校园生活终归是小范围,不是一个真实的,对社会你所要诠释角色的生活。我们在清华里面,更多是那些简单不能再简单的事,无非就是考试等等。
靳东:学理工的怎么会去搞音乐?
李健:那是后话,其他同学在三四年级搞托福,当时是五年制,五年级会收到一些邀请,差不多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挫败感,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毕业之后没有什么去处,他们都去美国了。学习最好的人都去美国了,中间读研究生,差一点的我们就被发配走了。
靳东:我以为你说差一点的都去唱歌了?
李健:当然也有,对。每年工作的名额浪费很多,根本没有人喜欢去工作,广东、北京等地根本没有人,都喜欢在自己的家乡。那时候很有挫败感,音乐其实从来就没成为我的理想,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是流行音乐,流行音乐怎么能成为一个职业,那是一道无解之题,这是不符合一个普通家庭对孩子的预想,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个话的意思。更不符合一个所谓家人的似有似无的清华毕业生的工作,也不太可能。所以怀着这种忐忑,这种并非很光明的一些心理状态就毕业了。去国家广电总局。
靳东:那你是我的顶头上司?
李健:曾经是,曾经发号一些施令。曾经在广电总局工作三年。
靳东:那个做什么?
李健:具体工作是发一点资料,记门条,打扫打扫办公室,office boy。似乎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要做相同的工作,无论你是哪个学校来的,都要表现积极一些,以一个别人能够接受的新人的身份,谦虚谨慎,任劳任怨,对领导很佩服,不管真的假的,表现出来很佩服,做了这样的工作,其实那三年比较苦闷,我想你类似有过这样比较相对迷茫苦闷的时期?
靳东:对,因为这个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最大的悲哀,而且毕业之后你还要想方设法留在北京,混一个北京户口。
靳东在话剧《日出》中。
当年被所有人批评为傻的事情,今天看是唯一选择对的
李健:你混到北京户口了吗?
靳东:混到了。所以我们是山东省北京市朝阳区人士,当然我留在北京,更多是为了我父母……
所以那时候把所有精力和时间全都放在找工作了,哪个单位能接收我?所有衡量的标准在于你的人际关系,并不取决于你所拥有的能力本身,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,现在还这样吗?
李健:一样。其实在我看来很正常,因为社会需要第二轮的筛选跟淘汰,理论上来讲,社会上不需要那么多歌手和演员,它需要一个社会自然的淘汰法则,我想靳东一定知道,当年毕业的时候,后来过不了几年,很多人改行了。我曾经跟我一届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,全班只有两个人在从事表演工作,其他人去的都是西单商场、工会,看似荒诞,但其实是非常普通和自然的。
靳东:我们学校也差不多,是这个比例。
李健:一样,但并不意味着你中戏毕业一定要演戏,我从清华电子系毕业也一定要搞IT,其实并不是这样,它需要个人命运的安排,这似乎是有些消极的话,每个人都要听从命运的安排,每个人或多或少参与进去,这更多是来自于社会的筛选,这种筛选既是被动也是主动,它有对你信心、人格、内心,各种忍耐的一个考验,也有我刚才说那种命运的一个安派,有一些私有,隐隐约约看似是机会的东西,在等待着你,看你能不能抓住它,得以去实施。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一个看似不定,但又隐约暗示着某些肯定因素在里面,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你毕业之后,马上又拍戏了吗?
靳东:没有。我毕业之后,事实上就是,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所能看到对方的东西一样。我更多是希望去表达一些自己想表达的,也许在那个年龄段所想表达的东西,未必是被大众所能接受的,但是愤青,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阶段,我在那个阶段特别,现在好像也还有点,所以也没有特别工作。你刚才那么说,我觉得逐渐有些认同,一个自然的淘汰法则。
李健:那你那个时候毕业26、27岁?
靳东:对。
李健: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,颜值开始露锋芒的时候,不应该机会太少。
靳东:对,因为我不太喜欢,到今天我也没搞明白,吊一个威亚,后面搁一个绿布,飞来飞去。下来之后,我也不知道台词说的意义是什么?所以我今天看的,当年被所有人批评为傻的事情,我今天看是我唯一选择对的事情,力所能及,我宁愿去演一个话剧,宁愿选择一个花了60多天只能赚3万块钱的电影。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当你面临一个眼前的东西,还是你去坚持你内心的东西,可能是一个挺难做的选择。
李健:你说的是2000年的事情?
靳东:对。
李健:看来演员赚钱还是比我们容易。
靳东:这就是一个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区别。
李健: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很有感触,演员可能更有相似之处,比如我们对如何去真正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,做自己的表达。歌手可能会相对容易一点,因为我们原创歌手,自己写,如果写得足够好听,差不太多,公司就觉得可以成为专辑的歌或者主打歌,但是有时候也需要运气,自己最喜欢的歌曲,不能成为主打歌曲,只能放在唱片的第几首歌。就像传奇一样,只能放在第九首歌。我想你们是比较困难的,演戏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工作。
靳东:我一直把影视比喻成足球比赛,不同的演员,就像戏剧学院招生一样,会招不同类型的演员,演不同的角色。如果说我们一直以来被放在一个前锋的位置上,我在前面冲锋陷阵,但你身后,你的中卫、后卫、守门员,如果一场球进了6个,后面失掉7个,那这整个是失败的。

年轻的时候做一些委屈自己的事情,也无可厚非
靳东:还有一个我在上大学特别好玩的事,当年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女演员,导演选择我的时候,说靳东我在舞台上看过你的话剧特别棒,形象特别好,专业也特别好,OK,说谈谈价钱。我只是想要有作品,多少钱无所谓。后来他问靳东你多高,我就说了一下我多高。然后我就被灭掉了,那个导演很认真地告诉我,你特别好,唯一的遗憾就是你太高了。我说为什么?他说因为我们那个女演员个子有点矮,这样两个人没法搭在一起。所以在你想去做专业本身这条路上,很多人不关心你的专业怎么样,就是搭配等等,他会让一个做专业创作的人,考虑更多专业以外的东西,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。
李健:但是后来当你有一天强大了,比如说今天,你的什么都可以了,你再高点都没问题。
靳东:所以我后来改变了,当每个人问我的时候,靳东你多高,我通常都会告诉他,您需要多高?
李健: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被选择来选择去,其实都是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和强大,没有人的强大是与生俱来的,是像一个植物一样慢慢培养,刚才靳东的比喻非常好,说像足球比赛一样,当然对于足球我不太懂,看的也很少,足球也相去甚远,有中国足球国外足球,看足球的状态观众也不太一样。
说句心里话,这个行业里面说坚持都能说、都会讲,真正要是做起来,还是很需要一些意志力和自我强大的。比如说靳东,当别人都告诉你这是看似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但你可能不是很热爱这个角色的时候,真正会有难处。因为我还在不太红的时候,有一些需要去的演出和宣传,是不是都是要硬着头皮去,其实都需要考量。
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甚至做一些委屈自己的事情,也无可厚非,没问题。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——人民可以为崇高的理想而卑微地活着,我觉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人在这个社会如何得以生存,并不一定是要顺自己的心意,永远地任性,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,可能这句话更具有普遍意义,只不过当你有条件去甄选的时候,你可能会选择自己更想选择的东西。当然这种委曲求全是有一个底线的,是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,不太屈辱的那种,这个是度的一个把握。
靳东: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这个交流,我觉得应该准确讲,你是比我乐观的人。
李健:因为我比你大两岁,两年以后你就会感受得到。
靳东:实事求是地讲,我这几年也努力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沉重和悲观,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,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,曹禺先生也曾经讲,你想读懂我的剧本,首先你要读懂我的苦闷。我觉得我有一个亲身的感受,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,我看到过的绝大多数,80%甚至90%以上的剧本上都是悲剧,就像今天很多大学生也在学校搞戏剧社,中国人很喜欢把国外的作家或者中国的作家,分成四大悲剧四大喜剧,如果就按照这个来讲,今天存活在市场上的绝大多数还是悲剧。
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,悲剧一直存在远远大于喜剧的原因,应该就是生活的苦闷本身大于快乐。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想,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在想,我什么都没有,唯一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学到的知识、看到的东西,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向你们学习,你们今天是乐观多一些还是悲观多一些?
李健: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,其实我有的作品,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,我在过去是伤感、阴郁的这种。你得去寻找乐观在里面,其实这种所谓悲剧也好,那种伤感的东西,它就很容易存活得更久远,因为生活就是这样,快乐,这两个字,乐都是快的,早就定义好了,大部分时间是那种谈不上苦闷,谈不上快乐,平平的状态。
快乐总是瞬间的,稍纵即逝的,古人造字就已经告诉你这个意义了,很快的乐,其实是很一样的。我们喜欢的作品,应该也是一样。当然悲剧也好,喜剧也好,我相信也有高级的喜剧,所谓的喜剧并不是通常人们讲的搞笑的、贺岁的、恶搞的一些戏,早年香港电影里的那种,当然偶尔恶搞也无可厚非,当然这种对艺术追求的伤感,还是一个趋向。
今天讲娱乐,娱乐并不是特别贬义的词在我看来,也有很高级的一面,也有这种刻意的。但是如何把自己的作品融入这样一个时代里面,还能够有一些引领,这个是更重要的。我们不愿意投其所好,不愿意去迎合市场,但是我们又不想自己的作品完全无人问津,默默无闻,这对作品本身也不够公正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,既有可看性,又能传达一些我们希望传达的道理,这个道理可能是被别人重复过的,但是我们更愿意通过这样的作品再强调一遍,因为所有的道理古人已经讲了无数遍了,其实今天无非就是重复,换一种理由。
李健
大器晚成的人能受关注和喜欢,印证了被唤起的对理想主义的渴望
靳东:你们今天的理想是什么?没有理想?
李健:他们这么羞涩就应该有理想我觉得,今天来之前,新华社采访我们,说今天采访的主题大概是理想主义的回归,其实我们不拒绝理想主义这四个字,相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,似乎别人觉得有些不合时宜的四个字,我们愿意提及,也愿意把自己归为有些理想主义色彩,我觉得我们认可。各种思潮,八十年代的那些,梳理一下当代文学思潮史,比如说八十年代初的美术上的,诗歌的苏醒,崔健横空出世,到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文学,再后来的结构主义,我觉得结构主义之后我们就开始调侃了,经历了2000年之后接下来十年经济迅猛的发展,人们,包括我自己都有迷茫的时候,自己的一些价值观、对一些事情的看法,都会受到影响,甚至有的时候会摇摆,我想靳东你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同感。
今天我觉得我也好,靳东也好,其他一些对作品很认真,有些所谓的大器晚成的一些人,能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,这证明两点,欣赏口味的多样性,多样性印证了是一个健康的状态;第二点,印证了人们心目中已经被唤起的对理想主义的渴望。可能诸位还没有意识到,但恰恰今天这样一个潮流、这样一个氛围,已经是一个理想主义,因为坚持、喜欢向上的东西、有所排斥、有所拒绝,这样的一波人今天不但没有被淘汰,反而受到更多人认可,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理想主义。
靳东:没错。当我第一次接到李健兄的邀请的时候,我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,虽然现在我也没有得到一个很言简意赅就能形容出来的答案,但我觉得起码是积极的、健康的,甚至于刚才像我说的一样,我可能跟李健兄的区别是,他更乐观。当然事实上我也很乐观,但是我一直在想,其实今天我,由于我的出现,或者我们两个共同一起,跟大家聊点什么,那这个也就像我每拍一部戏,或者选择一部戏的时候,我都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,这个剧本、这个戏本身你究竟应该讲什么,呈现什么,想表达什么?我觉得,对于今天,就像刚才李健兄说的一样,像我们这样的人,还能被今天的老老少少接受,或者还不错,我相信不仅仅是某一首歌挺好听,或者我演的某一部戏还挺好看,我想更多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包括理想和坚持全部放在作品里了。
李健:包括对人的态度,包括对歌迷、影迷的这种态度。我们越来越觉得,我们用自己最真实、最想表达的方式对待他们,并不一定要刻意去讨好自己的听众,我们希望引导,也不希望做得有多么热烈,比如一出机场好几千人去迎接你,看似很吓人,营造出一个巨星的价值,其实我们不希望这样,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现不要影响公共秩序,也不要因为那些很多年轻、比较小的(粉丝),伤到人身安全,那么晚接机影响学业,不太希望这样。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做法,给他们一些好的启发,我想这是我们喜欢的状态。我们也不喜欢脑残粉这个词语,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非常有智慧。
每个歌手、每个演员,都有属于自己很自然的个性。恰恰是因为自然,我想才得以更多人接受和喜欢。
我们今天坐在这里,可能有些观点跟大家会有出入,但这是我们真实的想法,在你们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吗?你们都戴眼镜了今天,都看得非常清清楚楚。这个时代是骗不了人的,每个人的状态都是真实写在自己的脸上。
你们比我们大约小那么二十岁吧,差不多吧。上网其实比我们多,了解的信息肯定很多方面超过我们,所以当然知道哪些演员什么样子,他们是很有自己的辨别度。我今天坐在这里并不是特别讨好你们,夸你们,只不过你们这一代人有特别大的共性。我们有时候特别低估了一些特别年轻的观众、听众,其实他们有自己的辨别,很有自己的意见。恰恰是有了他们,有了我们,我们共同成长,恰恰缺一不可,有了今天这么一个,他们今天弄了一个挺体面的椅子,这个茶杯,他们说这是“老干部会面”。
靳东:我觉得还缺两块手巾,这还要放个那个什么。
李健:这个老干部级别可不低,这个是部长以上的才有。他们给我看过新闻联播里的椅子,差不太多,而且这个花还是真花,通常有一些一般用一个假花就算了。
李健
任何行业都冒险,并不比从事音乐、演艺行业更稳妥
靳东:我这些年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,我要先搞清楚这个孩子他本身的兴趣,真正的兴趣在哪?我觉得兴趣是第一原始动力,不管是学理还是学文,最终你成为了音乐家、戏剧家乃至于其他的。今天的人好像还是更多地被社会的这整个所绑架。
李健:对,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,提出一个特别难的难题,他的兴趣在这,但是他又不足以成为一个职业,但是他又是信心百倍,执迷不悟,加上来自家长和远方亲切不切实际的问候和鼓励,他会一根筋走到头,这种人非常多,比如在各种好声音也好,各种快男、超女,类似这样的节目,你说你对他是鼓励吗?其实很多人不是这块料,你很难去说他,有时候我们作为评委,作为旁观者是于心不忍的,全家都好像支持他去做这个事情,这似乎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你给他合格、批准,但从艺术来讲不过关,不给他又碍于人情,其实是非常难的。
靳东:所以为了这个,我从来不去当评委。
李健:但总有一天你会被请到的。我看过美国的其他节目,一样,这个社会最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比喻,比如说我们做一把吉他,大家知道吉他最珍贵的就是来自巴西的玫瑰木,这是一把很贵的琴,相同的玫瑰木比它好的还很多,只不过还没有做成琴。很多事情是很难界定的,你无非就是做这一个努力,作为一个冒险的选择。其实任何行业都冒险,你以为你成为公务员,就一劳永逸了吗?如今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,在某些程度来讲,不比从事歌手、从事艺术,更稳妥。其实你如果有这样一个状态,选择什么都行,说心里话,这个职业可能不足以让你过得游刃有余,但是它满足了你某些方面心理的一个渴望,就你怎么取舍这件事情,今天我们也没有太多资格和意义去当人生导师,只不过我跟靳东分享一下彼此多年以前的一些经验。
李健:我觉得靳东兄是一个特别愿意反思、想问题的人。
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诱惑,我常常说四十不惑,怎么可能没有不惑的事情。古人天天看那么点事情,没有计算机和外界的事情,其实说心里话,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复杂得多,不过是一个常态,很多事情没有答案。
靳东: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,我觉得应该改成四十而立,五十不惑,六十知天。今天虽然可能这个世界更复杂了,或者新鲜事物更多了,但是今天的人没有时间去思考,我说的对吗?我相信你们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了手机或者电脑,在那做一个低头族,不要否认,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,古人比较贫穷,种完地,娶妻、生子,但是他思考的时长比较长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放下手机多思考思考。
李健:对,其实四十而立,我还保持这个观点。如果一个没有背景的人靠自己努力,在你四十岁的时候,能够做到一个在物质上相对比较充分,有独立的经济、独立的人格,四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,很标准的一个,三十不太可能,因为三十没有任何话语权,没有机会等待你,因为这个社会目前为止,把握权利和把握主导经济的人,都是比你年龄长得很多,你不太可能。四十不惑其实很健康。
靳东:刚刚一支花的年龄才开始,我还不到一支花。
李健:你还不到四十岁。其实四十岁左右是一个非常好的年龄,因为体力基本没有消退,你的状态看上去也很年轻,基本没有太多衰老的痕迹,你拥有了一些话语权,拥有更多的机会。其实这里面是非常美好的,我三十岁、二十岁的时候,天天挣扎,很多郁郁寡欢的事情,在这里没法赘述,非常多。
靳东:我觉得难得的,我们这样一代人经历了这种挣扎,还没有留下这种天天在抱怨,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。
李健:因为抱怨是无济于事的。
靳东:我说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我的理解,我在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,被我的班主任叫到办公室,说靳东你天天调皮、打架、偷人家的笔等等,他说你们这一代人是中国的夹生代,我说不懂,他说夹生米总吃过吧。你们这一代人被60后认为你们是叛逆的,但80后的人当时都已经出生了,你们会被80后的人认为是老帮菜,马上就会进入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的状态。所以就是这个问题,我就在想,我们这样一代人,在今天的社会结构当中,我们承载了什么样的责任?比如今天不可否认地被推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年龄段,那么你们呢?你们未来会在你们的时代里,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段位上,所以我都在想,再过个三五年,我自己拍一个电影就叫《夹生代》。
李健:我对夹生这个其实很有认可,其实说白了就是改革开放经历着的一个阶段,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已重建的一个过程,很多原来认可的观点,又被自己推翻,又开始逐渐去建立自己新的观点。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对问题的看法,对事件的认可,都来自于自我学习,根本没有人教你任何东西。恰恰我们这样一波人,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,靠自己的悟性,靠自己的思考琢磨,形成了自己一套跟社会相处的方法,这种想法是自己悟出的,行之有效的,所以今天还没拿出来命题告诉你们,跟你们分享,简单说了两句。
注:本文中对谈内容系节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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